四核五圈区域格局初成,沿海副中心与内陆强省会跃升丨宜商之城榜2021

《宜商之城榜2021》的评测基准是一套量化的评价模型。该模型包括市场活力、科技创新、人力资源、营商成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等八大维度,包括近八十项三级指标,关联原始数据超过8万条次,关联政策文本超过500万字。

四座一线城市、前述五大增长极以及长江经济带、高铁京广线,将构成菱形“钻石结构”状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内陆和沿海两类“准一线”整体实力并驾齐驱,成本结构也惊人相似。这也说明,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很难单靠成本比较优势引进企业和留住人才。求索繁荣的道路上,中国需要新的宜商规则。

(本文首发于2022年1月27日《南方周末》)

近十年来,新科技革命催生的全球产业链演变,以及国内跨区域的人口环流,持续推动着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城市面貌的转换更新;2019年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形成突变之力,加速着产业和城市的更新。

大转型的中国走到今天,将从国际大循环相对主导的时代,转向“双循环”时代。我们不仅要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尽快完成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要加快构建牢固的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畅通生产、消费、流通和分配环节的阻滞,进而推动更健康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融通。

旧的发展逻辑难以为继,新的发展理念已然形成。哪些城市的更新迭代,能够相对更好地适配新的战略大局,担纲新时代的“宜商之城”?

这是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关于“宜商之城”的第一份年度报告。2021年的报告,将穿透产业升级、城市更新和疫情冲击下的中国,呈现造就宜商之城的繁华图景。

研究团队综合经济体量、人口规模和城市能级等因素,从全国近300座城市中择取了57座城市,入选《宜商之城榜2021》。这57座城市包括全国各大区域的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和重要的节点城市,是中国“宜商之城”的有力竞争者。考虑到统计口径上的差异,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城市尚未列入样本清单。

《宜商之城榜2021》的评测基准是一套量化的评价模型。该模型包括市场活力、科技创新、人力资源、营商成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等八大维度,包括近80项三级指标,关联原始数据超过8万条次,关联政策文本超过500万字。这些数据来源于统计部门、第三方机构和网络公开信息,历经算法挖掘、人工清洗和加权运算,形成上榜城市的最终分值。

最终的评估结果是,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坐稳“一线”;杭州、成都、武汉、南京、天津、重庆、苏州和沿海的副中心城市,以及内陆的强省会城市组成“准一线”阵容;四座“一线”城市与若干座“准一线”组成区域格局的“五极”;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等热点区域出现不同程度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一、四核五圈区域格局加速形成

结合评价结果,研究团队提出中国经济的菱形“钻石结构”:从地图上看,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的连线,构成类似钻石的图形。该钻石结构包含“四核”与“五圈”。四核即北上广深,五圈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武汉都市圈。综合评估分值达中位数以上的27座城市中,超过一半的城市聚集于“钻石结构”覆盖区域内。

这既是东部地区率先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反映,也是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陆纵深发展的结果。预计在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程中,由优势区域、优势城市串联而成的“钻石结构”,将提供经济运行的基础势能。

(一)北上广深稳坐一线,资源禀赋各有所能

还是北上广深的时代,这是榜单呈现的现实。

从最终分值看,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遥遥领先,与第五名杭州拉开明显的差距,显现出“经济优等生”的硬实力。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乎意料;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北上深广”的分野,以及相对其它城市的绝对领先?

研究团队发现的结论是,尽管四座城市都稳坐“一线”,但稳中有异。记录资源禀赋的数据,能充分说明四座城市的鲜明特色:

北京强于“总部经济”和基础科研。北京作为首都,其大型企业总部和科研院所资源优势明显。迄今为止,北京注册的世界500强总部共计57家,逼近57座样本城市总数的一半;而科研方面,北京的多项核心指标冠绝全国,6.31%的科研经费投入强度、155.8件的万人发明拥有量以及35406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遥遥领先。

此外,需要留意的是北京超过8万亿元的全年企业融资额,超过上海、深圳和广州的总和,相差的额度相当于一个杭州。

上海的特点可以用“大”来概括。上海在世界500强企业数量、科研经费投入强度等指标上,均仅次于北京,同样拥有数量众多的国企和科研院所;但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经济体量和劳动力人口基数则是四座城市的领头者。2021年,京沪联袂跨过4万亿元GDP门槛。

另外,上海的公共服务水平领跑全国。近两年的抗疫表现也说明了这点。

除了营商成本外,北京和上海各项指标的表现均为佼佼者,可谓均衡发展的“宜商之城”;而另两座城市的表现则是强于一域。

作为“创新之都”,深圳的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令人惊讶。数据显示,深圳每千人拥有企业数135.66家——已足以比肩纽约东京等城市,以及PCT申请量每年超过两万件——相当于北京、上海和广州总和的1.5倍。

深圳的另一优点是立法之特,造就了它位列全国第一的政策开放度。拥有特区立法权的深圳,出台了数以百计的针对营商环境的法规条例,被国家复制推广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之多,亦为全国之最。

不过,深圳的公共服务却远远落后于其它三座一线城市,甚至落后于榜单上的许多二线城市。

广州,从分值看与深圳还有不小差距,众多指标并不冒尖但保持“优秀”水平。由它创造的“第一”鲜为人知:全国最强的海陆空基础设施、全国最友好的营商成本,这是“商贸之都”的底气所在。广州的另一项全国第一则可呼应“花城”的美誉——23.35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总之,一样的一线城市,不一样的强。“北上广深”既是中国过去拥抱国际大循环、深度参与全球化结出的硕果,又将是中国未来构建“双循环”战略大局的核心依托。

近些年,这四座城市纷纷建设城市副中心及若干座郊区新城,并扩充强化公共服务,城市的容量和能级稳步壮大的同时,也造就着新的可能(该趋势下文将详述,此不赘述)。这四座城市未来有望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超一线城市”和“全球城市”。从数据上领先的幅度看,至少十年之内,国内其它城市没有禀赋资源和行动能力全面赶超这四城。

(二)沿海副中心和内陆强省会跃升“准一线”

从第5名到第20名,16座城市形成相对领先的第二阵容,跃升“准一线”。

其中,杭州与一线城市差距最小,也拉开了和其它“准一线”差距,领跑“第二阵容”;成都、武汉、南京、天津和重庆分列第6至第10名;苏州、青岛、厦门、宁波、西安、郑州、济南、长沙、合肥和东莞,则占据第11至第20名。

为什么这16座城市能够保持相对优势?答案中蕴藏着中国城市转型的密码。

研究团队的结论是,“准一线”的诞生,本质上是“沿海副中心”和“内陆强省会”跃升关键增长变量的结果。

这16座城市中,杭州、南京、天津、苏州、青岛、济南、厦门、宁波和东莞9座城市属于前者,成都、武汉、重庆、西安、郑州、长沙和合肥7座城市属于后者(重庆作为内陆的直辖市,主城区较强,视为特殊的“强省会”)。两类上榜城市的排名犬牙交错,表现出势均力敌的硬实力。

我们可以从中国经济的关键转向,来理解这两类“准一线城市”的出现。

改革开放早期,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启加工贸易,以“世界工厂”的角色畅通了最初的国际大循环,这造就广深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形成苏州、东莞等城市的工业基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新科技浪潮兴起,东部沿海地区掀起产业转型升级浪潮,试图以更高端的“中国智造”和服务贸易嵌入国际大循环,产业集群的扩散转移与人口跨区域反向流动渐成趋势;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变量下,人口和产业在东中西部之间的流动愈发加速。

转型局势下,北上广深既要推动产业高端化以置换旧空间,又要跨越城市边界谋求生产生活空间的扩大。沿海副中心城市既依赖原有的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又能承接北上广深优质资源的巨大加持。

相较于一线城市,沿海副中心城市土地和人力成本相比核心城市低,生活压力相对较小,较好的营商环境又使其共享核心城市的市场需求和上下游供应链。以2021年的商业服务业地价为例,北京为25370元/平方米,深圳为22855元/平方米;而青岛为8778元/平方米,东莞为3741元/平方米,最低的合肥仅为2508元/平方米。

从人口和产业的流向上,沿海副中心城市既有向中西部地区的部分转移流出(但总体上依然是流入),同时还有一线城市的优质资源和中高端人才的流入。

内陆强省会与之不同。来自一线城市乃至整个沿海地区的人口回流、产业转移和扩散,造就了武汉、成都等中西部城市的“流入”主旋律。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武汉、成都为代表的城市资源禀赋相对有限,纷纷动用行政力量将资源集中于省会城市(重庆作为直辖市则集中于主城区),率先打造出辐射周边区域的“强省会”。

以武汉为例。武汉市政府提出“新沿海”战略,试图构建类似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优势。作为“新沿海”的武汉,既是交通枢纽,也是新经济新业态驱动下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枢纽。依托中欧班列、跨境电商和供应链优势,武汉经济自2019年年末遭遇疫情停摆,却于一年内实现了“V型反弹”。(详见本报《武汉的春天》专题)

可以预见,方兴未艾的中欧班列以及正在建设的中新南向新通道,成都、武汉、重庆和西安等城市均能获益。

“双循环”时代,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连南北而贯东西的内陆强省会有望承担更加关键的角色。

(三)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生成

从地图上看,排名靠前的城市相对集聚。研究团队据此判断,中国经济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时代正在加速到来。优势城市的组团式聚集,正加快生成活跃的“宜商都市圈”和“宜商城市群”。这主要包括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及武汉都市圈。

在一些经济学家近年的论述中,都市圈时代和城市群时代的概念并不新鲜。研究团队提供的增量是,尽可能描绘出迥异的城市群画像,并追溯造就画像差异的根源。

长三角,中国最成熟的城市群,唯一跨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群。具体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呈现出“1+5+N”层级结构,即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环绕着杭州、苏州、南京、宁波和无锡五座副中心城市,以及常州、金华、绍兴等若干座外围节点城市;这个巨大的城市群,还包含着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等较小的都市圈。

珠三角,同样成熟的城市群,覆盖九座城市,呈现出另一种“2+3+N”层级结构,即广深“双核”牵引着佛山、东莞和珠海三个“副中心”(尽管仅有东莞位列“准一线”,但佛山和珠海均位列中上游,故而视为接近“准一线”水平的“副中心”),并向惠州、中山、江门等周边城市辐射;如果再考虑香港和澳门,那么中心城市数量将变成4座,出现“4+3+N”的层级结构,成为特殊的、跨越三大关税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该城市群同样包含若干都市圈——广佛都市圈、深莞惠都市圈和珠江西岸都市圈。

京津冀地区,成长期的城市群。从“宜商值”来看,北京是遥遥领先的核心城市,天津是表现优异的副中心城市,致力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石家庄还无法取得“副中心”的地位,更遑论周边较为弱小的城市。

成渝地区,未来“第四极”,亦是成长期的城市群。具体来看,成都与重庆均是榜单上前十名的城市,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双城”,可惜简阳、遂宁等周边城市过于弱小,无法与“双城”形成梯度圈层。规划中的成都都市圈和重庆都市圈,还需要若干有实力的节点城市辅助。

武汉都市圈,以武汉为“单核”的“第五极”,成长中的都市圈。与成都和重庆一样,鄂州等周边城市还不够强,还需要若干有实力的节点城市辅助。

在国家规划的19个城市群里,山东的青岛、济南,福建的厦门、泉州、福州,陕西的西安等,从宜商之城榜的评估分值看,都有条件让都市圈和城市群从纸上走向现实。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前述城市群的成熟度,出现了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分野,出现了南北分化。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入成熟周期,既离不开沿海地区率先参与国际分工奠定的基础,更离不开当地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主体拥抱互联网浪潮、投身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京津冀城市群与南方两大区域在成熟度上的差距,既体现了南方市场经济的活跃,也说明疏导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总而言之,“双循环”战略大局下,两大成熟城市群势必要从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域升级为既嵌入全球化又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衔接区域;而武汉都市圈、成渝双城经济圈在推动“内陆开放”的同时,可以享受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红利和新经济、新消费浪潮的红利。

四座一线城市,前述的五大增长极以及长江经济带、高铁京广线,将构成“钻石结构”状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成为迎向全球化惊涛骇浪的中流砥柱。

二、全要素竞争优势转向

结合对数据和案例的分析,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继续提出,四核五圈区域格局的初步形成,沿海副中心与内陆强省会跃升为关键力量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由综合成本优势转向新的竞争优势——新一轮人才环流和科技要素重构。

我们的判断是,“双循环”时代,哪座城市率先形成新型竞争优势,哪座城市就竖起“宜商”乃至“易商”的招牌。

(一)综合成本优势减弱,内陆强省会成本看齐沿海

三四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国策、制造业产业链的跨洲际转移以及综合成本的比较优势,共同造就了东部沿海地区诸多城市的繁荣。从“深圳速度”到“广东四小龙”,从“浦东奇迹”到“苏南经验”,种种震惊全球的经济实践在沿海地区上演,都离不开充足而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

旧有的逻辑正在动摇。近年来,随着综合成本的抬升,沿海地区出现制造业内迁中西部地区和外迁东南亚、非洲的迹象。不止一名权威人士指出,当前的中国制造业处在发达国家在中高端封锁、低工业化国家在低端竞争的夹击之下。

研究团队掌握的数据,不仅能够验证沿海地区综合成本优势减弱的迹象,还试图说明另一个人们可能忽略的区域实情——一些中西部城市的成本与沿海地区已并无二致。更确切地说,内陆地区的“准一线”和经济强市的人力成本以及土地成本,相对沿海地区,多数已无比较优势。

以工业地价为例,长沙为989元/平方米,成都为906元/平方米,西安为794元/平方米,这些数据超过东莞的711元/平方米、泉州的663元/平方米和苏州的598元/平方米。唯一还保持着明显比较优势的是419元/平方米的合肥,以及较为特殊的重庆——重庆直辖市的478元/平方米,需要考虑众多郊区县区的摊薄作用。

薪酬方面,武汉、长沙、西安、合肥等城市已和沿海地区的准一线城市处在同一水平,职工月收入均为八千或九千。

这似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内陆和沿海两类“准一线”整体实力并驾齐驱,成本结构也惊人相似。这也说明,内陆区域中心城市很难单靠成本比较优势引进企业和留住人才。

(二)人才环流、科技要素和制度红利重构竞争优势

“双循环”时代,谋求繁荣发展的中国,将逐渐告别综合成本比较优势,迎来新的竞争优势。从近十年的经济实践看,正在重构的竞争优势至少包括三大要求——人口和人才、科技要素以及创新制度。

先看人口和人才。近年来,国内出现海量人口涌入经济强市的现象。这不仅包括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更为发达的京沪已出现人口净流出迹象,但仍是中高端人才流向的热点领域),还包括两类“准一线”,即杭州、苏州等炙手可热的沿海“准一线”和武汉、成都等内陆强省会城市(包括特殊的重庆直辖市)。

近五年,深圳、广州、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增长率超过15%,绝对值均超过100万,成都、西安、长沙、武汉、重庆等城市,均实现了超过50万乃至100万的常住人口增量。

这种迹象改写了过往“孔雀东南飞”单向流动的格局,出现了中西部往东、沿海地区往西的“环流”。源源不断的人才环流,给东中西部的“准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和人力资源。这是诞生中国“宜商之城”的人才红利时代。

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牵引着科技革新。然而,新科技革命席卷之下的中国,科技要素的转化扩张却难如人意。宜商之城榜的科创子榜,是差异最大的排行榜。广州、南京、杭州等城市虽然具备一定的科创基础,但却与“一超双强”的北上深相去甚远。

数据显示,城市间的科技要素差距可谓巨大。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例,北京为264家,上海为262家,深圳为170家;尽管有宁波(182家)在该指标上超过深圳,但大多数城市均远远落后于北上深。

再比如,北京有45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宁波、东莞、佛山等经济强市却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伴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国需要突破众多的“卡脖子”难题以实现制造业的转型更迭,让“中国智造”“中国品牌”和“中国服务”伫立于全球经济之林。

我们从近些年杭州、合肥、南京等城市的发展中,看到科技要素对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然而,对比整体上的“四极五圈”格局,研究团队提出,中国的科技创新远远还没有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这是亟需突破的难点。

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制度创新。不少人机械地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廉价劳动力和低廉土地成本带来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三四十年间,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同样具有低廉和充足的人力和土地,为什么却没有和中国一样成为“世界工厂”呢?

问题的关键是,改革开放的国策同时降低了制度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过往中国取得经济成就的关键在于,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率先在部分区域、部分城市建构起了衔接全球市场的结构性优势,从而成就了部分区域和城市的经济崛起。

改革开放早期,经济特区“特事特办”;“入世”后一系列经贸准则的变迁;近十年来中国建设自贸试验区,推动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实施,都蕴藏着制度红利,降低了市场主体的组织生产成本和制度交易成本。这也解释了2017年以来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的重要性。

宜商之城榜的政策环境子榜,记录着制度创新和“宜商之城”的关联。一线城市,以及沿海副中心和内陆强省会,均有不错的排名。

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意,也是中国城市迈向“宜商之城”的必由之路。

我们充分相信,依托人才、科技要素和制度创新,同时保有产业集群和完备的供应链,中国一定能重构竞争优势,诞生一批“双循环”时代的“宜商之城”。

(三)营商环境改革走向集成化、精细化和同城化

在建设“宜商之城”的进程中,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2017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建设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渐成风潮。从57座城市约五百万字的营商环境政策文本中,研究团队分析发现,营商环境政策正走向集成化、精细化和同城化。

集成化是更科学的法治化。集成化即统筹协同所有职能部门和所有领域的工作,破解过往政出多门、创新举措碎片化的“旧疾”,从而实现整体型政府,推动协同式治理和参与式治理。

从实践来看,营商环境集成化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运用系统集成思维,协同多部门共同推进一项改革;二是将公共服务视为营商环境建设的一部分,宜居和宜业、宜商统筹考量。例如,深圳正建设“高中园”以缓解学位供给不足的问题;而成都则以“公园城市”建设和独特的生活气息,吸引着众多年轻人前来创业就业。

精细化是更高级的市场化。精细化即不再将市场主体视为一个整体,而是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市场主体具体的差异,从而提出针对性的服务举措。例如,北京市政府提出针对电竞、自动驾驶等数字经济领域的改革设施,细化至电竞赛事许可和安全许可合并办理、推动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结果异地通用互认的具体举措;武汉市政府针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特定的电力报装、稳压电力创新等服务。

同城化是预先铺垫的国际化。同城化体现为卓越城市的营商环境准则对周边城市的扩散和拉升,这将造就更大范围的“高宜商值”区域,出现更多的营商环境“优等生”,从而在更大区域与更先进的国际准则接轨。

同城化方面,上海市政府和苏州市政府均提出推动营商环境的“同城化”,包括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引入上海优质教育、医疗机构在苏州办分校和分院等多项规划;广州市政府提出,与接壤的清远推动交通、产业、营商环境的“一体化”;更为特殊的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框架下,广州、深圳正在推动与先进的港澳商业规则接轨。

营商环境改革走向集成化、精细化和同城化,正从政策层面制造着中国特色的“制度红利”,为中国城市构建新的全要素竞争优势添砖加瓦。

三、地方政府行动建议

基于区域格局演变和竞争优势重塑的判断,结合对57座城市营商环境改革实践的掌握,研究团队提出如下行动建议:

第一,宜业宜居兼顾,共同推动都市圈范围内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内,从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出发,推动郊区新城、周边城市比照核心城市、中心城区,制定类似乃至更开放的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比照主城区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布局,尤其是提升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情况的韧性,从而促进资金、技术等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助经济增长空间实现跨越城市边界的突破。

第二,衔接基础研究和应用创新,构筑适配创新驱动发展的产业生态。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和产业转化“两张皮”的痛点,把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衔接不畅的难点作为突破口,通过引进建设大科学装置、新型研发机构等举措,实现前沿技术从0到1、从1到10的关键转化。

第三,推动参与式治理,探索企业家参与产业政策、营商环境改革决策的机制体制。借鉴香港设立方便营商咨询委员会的经验,探索企业家群体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机制体制,建设正式的、非正式的职能部门与企业家的对话机制,设立“企业家日”“营商环境日”等特定节日弘扬企业家精神,畅通市场主体表达,推动地方政府决策层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市场前沿信息。

第四,推动协同式治理,探索建设协同营商环境改革的领导小组和专设机构。总结一些地方政府设立营商环境改革局或领导小组的经验,探索构建常设机构和日常沟通决策机制,以统筹协同政府各职能部门改革目标、创新举措。

第五,推动政府服务的精细化,从实际出发制定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总结南京等城市的经验,在“尽调”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链短板的基础上,编制产业导航目录,有所侧重地引进和培养特定产业,补全产业链供应链短板,让更多市场主体分享改革红利。

(执笔:戴春晨,实习研究员:陈晓楠、 刘玮钰、吴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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